明治日本人逐渐意识到，当自己服膺西方文明之后，西方对他的压迫就不再那么咄咄逼人，只是仍想维持此前的不平等状态。日本眼下向外拓展的阻力，主要来自仍想维系东亚朝贡体系的中国，日本只有彻底击垮中国，才能在东亚建立霸权。于是明治政府在着力推行“殖产兴业”的同时，竭力打造“富国强兵”的新日本。首先是推行军队的近代化。1873年将原先的军队整编为六个镇台（按驻扎的区域分别命名为东京、仙台、名古屋、大阪、广岛、熊本镇台），每个镇台由两到三个联队（大致与相当中国的团）组成，总共14个联队，并仿效普鲁士陆军，建立了参谋本部。1888年将镇台制改为师团制，每个师团由两个旅团组成，兵员较前扩充了一倍以上，同时引进西方近代的训练方式和先进的武器，配备炮兵、工兵、辎重兵，建立了完备的情报和兵站体系。至1890年代前期，陆军兵力达到了步兵28个联队（联队大致相当于中国的团，但兵员较中国的团更为充实，一般由三个大队组成）、骑兵7个大队（大队大致相当于中国的营，但兵员较中国的营更为充实）、野战炮兵7个联队、工兵7个大队、辎重兵7个大队，海军也达到了大舰（如浪速号等）6艘、中舰（如武藏号等）12艘、小舰12艘、水雷炮艇12艘。顺便提及，甲午战争时期日方投入的兵力是陆军7个师团，动员兵力约12万人，海军军舰28艘，五万七千吨，水雷艇4艘。为了对中国的情形有一个切实的了解，早在1879年，刚刚升任参谋本部管西局长的桂太郎（后曾三度出任日本首相），提出向中国派遣陆军留学生的建议。所谓留学生的使命，主要是两项，一是在中国本土学习口语体中文（明治时期受过传统教育的日本人一般皆可阅读并撰写汉文），二是时机成熟便深入中国各地调查山川形胜和人文社会的实情，同时探察中国的军事情形。日后，桂太郎在给本部长的报告中有如下表述：“清国乃我一大邻邦，自缔交以来，彼我人民往复，日益频繁，关系亦日渐扩大。是以兵略上亦当细密涉猎。故在去年明治十二年，为侦探兵备地理，详审政誌，曾有向该国派遣军官之建议。彼等奉派遣之命，至该国后，往各地巡回，察地形，探人情，以备他日应机。”[对支功劳者传记编纂会《对支回顾录》（下）“桂太郎传”，东京东亚同文会1936年，第214页]1887年，时任参谋本部第二局长（甲午战争时担任第一军的参谋长）、曾到中国来进行详细调查的陆军大佐小川又次，炮制了一份详尽的由“彼我形势”、“作战计划”、“善后处置”三篇组成的《清国征讨策案》，建议当局对中国进行军事打击。这一计划虽然并未立即实施，但由此可知日本策动对华战争的谋划早已萌生。
1890年12月6日，时任内阁总理大臣（甲午战争时任第一军司令）的山县有朋在国会发表的施政演说中，提出了“主权线”和“利益线”的概念:“主权线是指一个国家的疆域范围，利益线则是指与主权线的安危有密切关系的区域。……要维护一国的独立，不仅要守御主权线，还必须要保护利益线。”（据中塚明《日清戦争の研究》，东京青木书店1968年，第85页）在早些时候山县有朋就在《外交政略论》中明确指出，我国利益线的焦点在于朝鲜。也就是说，必须要将朝鲜半岛纳入日本的势力范围。因此，当1894年5月朝鲜爆发甲午农民起义（又称“东学党之乱”）、中国应朝鲜政府的请求拟出兵朝鲜时，日本朝野均认为这是一次向中国全面出手的绝好机会，于是就爆发了日本在7月25日蓄意谋划、主动挑起的甲午战争。随着日本在战场上的捷报频传，日本国内的扩张主义倾向进一步抬头。当时的领袖之一德富苏峰，在战争进行到一半时，就迫不及待地出版了《日本膨胀论》，他主张：“要膺惩清国、永久维持东亚的和平，有两个牵制法，一曰物质的牵制，一曰精神的牵制。物质的牵制法就是让他们支付战争赔偿金，分割他们的土地，……所谓分割盛京省（指现在的辽宁省——引者），获取，就是此牵制法的一端。……精神的牵制法就是使他们从内心臣服我们的武威，彻底根除他们再度称王称霸的野心。”（《徳富苏峰集》，东京筑摩书房1974年，第252页）他进一步提出了帝国主义的设想：“倘若能北占旅顺口，南据，清国再怎么庞大，也犹如一头被揪住了鼻子和尾巴的大象，大则大矣，却已失去了运动其庞大身躯的自由。到了这一步，不仅是一个清国，还北可控制，南可应对英国，这样我们才可发挥出东亚的霸权。霸权在我手里，和与战的主动权也就在我手里了。”（同上第258页）
然而在《马关条约》中本已到手的辽东半岛，却因等的干涉而不得不再吐出来，且甲午战争之后，虽然将中国的势力驱逐出了朝鲜半岛，北方的却对此虎视眈眈，试图将中国的满洲掌控在自己的手中并染指朝鲜半岛，于是日本又卧薪尝胆，厉兵秣马，用中国的甲午赔款扩充军备，在1904年挑起了与的战争，最后艰苦取胜，虽未获得赔款，韩国（朝鲜在1897年改名为大韩帝国）则完全处于自己的股掌之中，满洲的南部也成了日本的势力范围。
期间，有一批颇具侠义心肠和亚洲主义思想的日本人，主张与中国携手共同抗击西方列强，出于各种目的，他们支持孙中山的反清，中国也在甲午战争之后主动向日本学习，中日关系相对平缓了十余年。但辛亥之后，孙中山的党未能掌权，中国仍处于动荡之中。这时日本对中国的一种主流看法，就是中国人自己已经很难拯救和改造中国，需要借助业已成为现代国家的日本的力量。日本近代最著名的中国研究家内藤湖南公开主张“的革新、亦即要赋予社会组织以新的生命”，必须要求得日本的帮助，“最易实行的，是具有革新旧组织经验的日本人，根据其经验将的经济组织的基础进行重建”，这是“日本人对改革的使命”（《新论》，东京创元社1938年，第277页）。于是日本借一战爆发之际，以驱赶德军的名义，占领了胶州半岛，并抓住袁世凯的软肋，提出了贪欲的“二十一条”，名义上是指导中国的改造，实际上却是捏住中国的经济命脉，试图在中国谋取更大的利益。一战之后的日本，已完全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。
战后以美英为主导的凡尔赛—华盛顿体系，抑制了日本的进一步扩张。家币原喜重郎出任外相期间，主张“协调外交”，收敛了对中国的武力干涉。但日本仍然并不收心，陆军大将田中义一执掌内阁后，于1927年召开了“东方会议”，制定了“对华政策纲领”，将中国东北部的满洲和部分内蒙地区定为日本的“生命线”，并阴谋炸死了不甘听命于日本的张作霖，扩充了关东军的兵力。于是以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为首的一批少壮派军官，在获得参谋本部的暗中默许之下，悍然发动了“九一八”事变，在占据了东三省之后，又将触角伸向华北，攻占了热河省，逼近京津。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，从表象上似乎是一次偶发事件，事后日本内阁也曾提出“不扩大”方针，但从后来的发展情形来看，这是明治以来，尤其是“东方会议”以后日本对华政策（日本称之为“政策”）的必然结果。到了后来的扩张到东南亚，并最终挑起了向美英宣战的太平洋战争，实在是贪欲膨胀，利令智昏，真的以为大日本帝国可以“八纮一宇”，主宰全世界了。
二战以后，由于美国早期的对日占领政策，日本的历史罪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清算，部分富有良知的学者也对此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和批判，如井上清、家永三郎等。但依然有一部分人坚持此前对于日本近代史的认识，1964-1965年间，从一个左翼作家蜕变为极端国家主义者、战后曾遭到开除公职处分的林房雄，出版了皇皇两大卷的《大东亚战争肯定论》，将日本挑起的甲午战争、日俄战争、“日韩合并”、进犯中国，解释成是在欧美帝国主义压迫下自求生存的迫不得已的选择，是一连串“无法停手的战争”，是“日本悲壮的命运”，西洋人首先在东亚放了一把火，日本人在这场“不断燃烧的大火中，不得不与火灾时时搏斗。有时利用逆风自己也放过火。因此他自己也曾被看做是凶恶的放火者而受到责骂。但我不想谴责与大火搏斗的勇者”（《大东亚战争肯定论》上卷，东京三树书房1984年，第203页），他甚至得出结论：“应该将‘对华战争’和‘大东亚战争’解释为‘百年东亚战争’的继续，是对东亚殖民地化的反击。”（同上下卷第38页）这样的认识，完全沿承了战前日本人的世界观和历史观。令人警惕的是，随着战争记忆的越来越遥远，林房雄之流的观点屡屡沉渣泛起，甚至在一些媒体上甚嚣尘上，这是在战争结束70年之际要特别予以批判的。日本近代对外扩张的动机和步骤